Jihha!

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給口渴的人喝。
And he said unto me, It is done.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 will give unto him that is athirst of the fountain of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启示录 21:6

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么还不来？希望
在每一分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分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
我要你，要得我心里生痛，
我要你火焰似的笑，
要你灵活的腰身，
要你发上眼角的飞星，
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象一座岛，
在莽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在浮沉……
喔，我迫切的想望
你的来临，想望
那一朵神奇的优昙，
开上时间的顶尖
你为什么不来，忍心的？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教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这也许是痴。竟许是痴。
我信我却然是痴，但我不能转拨一
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忧郁－－
我不能回头，
命运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都甘愿；
这不仅是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的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微

为了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到
她的心里如同传到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只地穴里的鼠，一条虫
我还是甘愿！
痴到了真，是无条件的，
上帝他也无法调回一个
痴定了心如同一个将军
有时调回已上死线的士兵。
枉然，一切都是枉然，
你的不来是不容否认的存在，
否则我心中烧着拨旺的火，
饥渴者你的一切，
你的发，你的笑，你的手脚，
如何的痴恋与祈祷
不能缩短一小寸
你我间的距离！
户外的黄昏已然
凝聚成夜的乌黑，
树枝上挂着冰雪，
乌雀们典去了它们的啁啾
沉默是这一致穿孝的宇宙。
钟上的针不断地比着
玄妙的手势，像是指点，
像是同情，像是嘲讽，
每一次到点的打动，我听来是
我自己的心的
活埋的丧钟。

诸位节日快乐呵.

春有繁花，夏有凉风，秋有皓月，冬有飞雪，只要用心欣赏，这些都是会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

她用小瓷盅盛了一杯扶桑运来的美酒，凑到鼻端轻嗅。

仿佛有春心融化在这月光潋滟，桂蕊飘香的冷酒中。

耳畔传来教坊悠扬的丝竹之声。为何平日里听惯的曲调，仿佛又有了新鲜的意思。你听那琵琶，几番回旋
缠绕，只把思念越悬越高。再听那笛子，非要让人将埋藏的心事吐露出来，才肯不要这么甜熟灵利。

唉，是因为今晚他要来。

他是谁呢？要在三月初春雨飘飞的浅夜造访
“红袖招”的，自然是个男人了。若不是一个她看上了的男人，
她怎么会备下异国美酒，专门安排曲子，还在绣房里点了一笼“侍从”香。

自从进了“红袖招”，还不曾如此雀跃过。

想当初，她也是好人家的姑娘。娘亲美丽温柔，爹爹儒雅可亲，家境还算殷实。只可惜十二岁上娘亲急病
谢世。父女俩相依为命也算是好日子，她只是不明白爹为什么要讨一个后娘回家。

——我不好么？就和我一起过，我一样给爹洗衣煮饭，爹也如从前一般疼我，不就好了？

那时她这样想。后娘待她并不坏的，她只不高兴后娘抢走了爹。她虽小，却知道只要有个男人养家，有个
女人治家，家就完整了。于是她任性出走，十五岁的娇娃只身来到苏州，鬼使神差也是命中注定，坠入风
尘。

就是这美女如云的红袖招，她也是独占鳌头。——那时候的确还小，不知道男人要的到底是什么。不过一
路走到今日，她谁也不怪。不怪爹要续弦，也不怪自己负气逃家，把一个清白身子送进青楼。如今，她已
艳名在外。

这些年来，爹与后娘辗转来寻她，多亏干妈挡驾，不曾让他们寻着。人各有命。勉强找寻回去赌气，还不
如各安天命。

女人不就是如此。能让别人快乐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不怨不恨，也不责怪，还能让自己快乐。风尘中自有
种种无法言传的豪华景致，如若一直留在家里，左不过到了年纪，嫁于一个平凡人士，入厨打扫，相夫教
子。

辜负了容颜姣好，青春妩媚。

——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款待自己挑拣出来的男人。

想到这里，门外一阵喧哗，其中冷静又戏谑的声音，是他。

到今日，才知道为什么女人总要把男人又叫做“心肝儿”，又叫做“杀千刀”，要不是又爱又恼，才不会想要
把自己的心肝儿杀个千刀万刀。门外丫头挑起珠帘，他阔步走进，是个魁伟却斯文的男子，年纪不过廿七
八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背对着门口，故意不看他。这些日子，他天天都来。每每软语温存，都与别个男人不同。她在红袖招已经
两年，头一次芳心暗许，只是从不曲意逢迎。爱情本就是圈套，一旦被套住，越挣扎就越收紧，绝不能让
人逃出生天。不如不挣扎，随着去，就享受时颠时狂，时而窒息将死，时而飘飘欲仙的过程。

烛影摇红，他双手搭住她肩膀，轻唤她名。见她不应，便转到她身前，自怀中掏出一件物事递过来。偷眼
去瞧，呀，是一支金步瑶。

“好看吗？”他问。

足金的钗针上，倒拉着鹦嘴螺旋儿纹，金子抽成头发一样的细丝，拍成纸一样的薄片，串成纤纤的链线，
组出一支如意花样，如意头上咬嵌着一颗猫儿眼，数颗珠玉在边上衬它，灵灵地闪着光，纤链坠着晶亮的
玛瑙珠子。

明明是好看的，嘴上偏偏不说。想看他惴惴不安的样子。男人就是这样，不能抬高了他们，须知只要给了
三分颜色，他们就要上头脸。虽是青楼女子，也要做出十二分的矜持。有人说没有老婆的男人是光棍，其
实女人才更像是一根棍，不粗不长，只一端握在手心里，另一端尽情指点，如画江山也好，王侯将相也好，
全听这棍点拨。万万不能将棍持反了，把那真心的把柄交给了别人，自己却要被扒拉得团团转。

不见佳人答话，他便自作主张，给她插在发髻上。还没有揽镜自照，先听得步瑶上作清脆声响，如此让人
舒心悦耳。

“……今番是来辞行的。明日要与同伴远赴岭南贩运茶叶，这只步瑶，权作念想，待我回来了，定带给你更
好的。”

时空略一黯淡，旋又恢复常态。本来是要指点他来说天长地久的，不过天长地久也未必是好事。
“万劫不复
”
一语，听来也与“天长地久”类似。走罢走罢。

春宵苦短。只管风月无边，走了便罢。

只是他走后，闲了就倚在窗边看那只步瑶。金玉珠翠，简直要晃花了人眼。这东西人见人爱，惟她看了就
叹气。每每端详着它，心口就一阵酸乏。那人，抓住了棍端的把柄，抓走了她的魂。她眼睛只看步瑶，却
不知道楼下的街市上，多少人在看她。西施之美并不在捧心颦眉，却为她凭添一段风情。

愈是幽怨，愈是清瘦，就愈是红。红得拦不住。

谁知道她要什么？

只要成为“唯一”吧。爹爹和后娘想是已死心塌地，不再来寻她了。原来那个家，并不是没她不行的。他走
了，真的有天会回来吗？其实，只是轻薄儿一句浪荡话，他在青楼一掷千金，图的是一时痛快。春梦总有
醒的时候，一梦觉来，数度寒暑。

谁会来？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惟独他不来。罢了，他也没有什么好。

青楼女子，少有人能红过三年，而她，足足红了十年。

心没了，反倒专门做一个八面玲珑的琉璃人儿，说是她卖笑，不如说是男人竞相倒空腰包，只为买她的笑。

闺房里演尽荒唐事，到头来脂粉渐不能掩岁月痕。

若不是五石散，忘忧草，她还能再留一留天人之姿。步瑶还在，她有时仍倚在窗口看它，只有一日，她突
然想穿了，随手把它丢出窗去。

赎身用了多少钱？她并不十分清楚。干妈没阻拦，早被满匣满屉的金饰珠宝惊得目瞪口呆。她就这样打点
好青春，趁着仲秋天高风爽的时节，离开红袖招，搬去了枫桥左近一套小小的宅院。

还有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没有了。

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没有了。

——就算是有他在的地方，也不想去了。

雇个嘴笨却勤快的丫头，平日里做些女红，靠着过去攒下的私房，足够清淡过活。一日是过，数十年也是
过。这样深居简出，日子虽安稳，心却找不回来。她还偶尔回忆那人的面容，无奈记忆中只剩他少年裘马
的依稀景致。

只怕再对面也不能相识了。

春有繁花，夏有凉风，秋有皓月，冬有飞雪，只要用心欣赏，这些都是会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

太湖是一派烟波浩淼。画舫上几位二八佳人，正弹唱江南小调，如雾的春雨，打湿了持杯的手，融在酒里，
酒香更浓，他意不在酒，任凭春衫渐透。

“好撩人的春雨，兄台，莫非是在想念心上人。”

同行的游伴半是揶揄地拍拍他的肩膀。他微微一笑，仿佛默认。游伴们大都是姑苏的世家子弟，而他是个
商人。没关系，他不说，也没有人问。谁说三代为官才懂穿衣吃饭，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不能手到擒来。
这袭挑线绸袍，这块双鱼佩，这把绢画折扇，这身贵族气。十年东奔西走，加上老天垂怜，谁能知道年纪
轻轻腰缠万贯的他，曾只是一个吃百家饭的乞儿。

心上人。好象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心上人。他想起那人一颦一笑，万种风情，不禁眉间一动。相思从此泄
漏。游伴一见，笑了。

“兄台，相思是好的，却不能忘形。”

什么忘不忘形？他只管自己想，想得痴了。

那人见他不理，便自顾自说道：
“不在身边的，就是这般想。想得要把五内都揉破了，也还是要想。这也罢
了。见到时，就千万不能宠了她。总有人说有本事的男人是龙，其实女人才是龙。你给她一个太湖，她就
能翻得惊涛骇浪，你给她一个东海，就能翻得天地失色山崩海啸。只能给她一个荷花青缸，她便只管翻，
也只是纹纹细波，这才能赏心悦目。”

说着，也低头去端详酒杯，目光恍然。那一番话，原来是说给自己听的。

下了画舫，回到他前阵子来苏州就置下的宅子。地方有些偏，倒是安静，没有闲杂人。这回要在苏州扎根
下来了。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他却不是姑苏的客，他本就是苏州人。从记事起，他就在苏州讨饭，跟
“阿叔”，半是讨，半是偷，装瘸扮
哑混日子长大，直到十四岁那年，他跟上了一支商队，这才离开苏州。

——叫花子当三年，皇帝来换也不换。若非当初横下一条心，憋着一口气要出人头地，他不会闯关东走漠
北好几次几乎是从鬼门关拣回一条命，没有人天生得当乞丐，只要肯拼。十年了，很多事都变了，不过苏
州仍是他熟悉的样子，青石小巷，晚风薰人。坐在自家庭院里，心思稍定，那倩影又袭上心头。

这几番搏命踢打，赚下数不尽的金钱，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她！
上个月，他刚到姑苏便去寻她。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可惜她早已不在那扇格子窗前。
十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却不死心。

他四处奔走，着人打听。某时某地曾有这么样一个人，生的这般身量，这般模样，如今她在哪儿？十年。
街面上的人换了一茬，红袖招的头牌，早换了好几茬。他不死心。

春去秋来。

茶叶生意之外，又开了绸缎庄，他不太爱花费，钱一多了，也没个数。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着的福，
在苏州站住了脚以后，媒婆子就老来光顾。他灵机一动，把一套细节告知，媒婆消息灵通，不多日便有了
音信。

说是音信，却并不落实。那个曾红透一座城的女子仿佛是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别说见到，听说过的人都少。
总算有个走街串巷卖杂货的，曾凑巧从门缝里见了个侧脸。好巧不巧，与他家同在一条巷，只隔一道墙。

造化总弄人。他又使银子又吓唬地，要媒婆子们不再登门。每日除了打理生意，就是盯着那道墙。

手里，总捏着一只金步瑶。

啊，当年。她浅倚着窗儿，满眼的春愁。他像没骨头似的摊着手脚，坐在她楼脚的一个角落里行乞。那个
窝儿是他的，他蹲了好几年，开始不觉得，后来才发现，抬头就能看见她。她总捏着这只步瑶，迷离地望
穿秋水。痴迷的哪里只有她？他就在不过七八尺不到一丈远的地方，细细望着她，望了好几年。

十三四岁的少年心，从此烙下这个女人的美丽与哀愁。

——我怎么能接近她？她那么高，那么美！

——也是这样一墙之隔。

那一日，她仿佛微嗔，又像是轻喜，嘴角有笑意，腮边却带泪，随手一掷，一道金光落进他衣衫褴褛的怀
里。那时候，他尚不知究竟她怀着什么心思，会这样将一念所系毫不犹豫地抛掉。

不，不是毫不犹豫。他看到了，她已经犹豫了数年。可是，为何她不再回头？垂下眼帘，就能看到落下的
首饰，——和他呀。

就是那一掷，把一个乞丐逼成了富翁。为了她。要有钱。要很多很多的钱。就是那一夜，他要死要活的追
上商队，从此奔走天涯。当初若是把金步瑶卖了，最多换几餐饱饭，说不定招惹更多是非，他收藏至今，
还能成为往日的凭据。

他想。今日就去见她。她不认得我也好，不搭理我也好，怎么都好。只见见她，一诉衷曲。不，不告诉她
我是谁。我只说借东西。唔
……借剪刀。啊，那是她。要怎样说？穿什么去？十年了，她会是什么样？

如此颠倒，终于颓坐下去。不行。明日再去。今天天色晚了，又太狼狈。

谁知一夜无眠，第二日更狼狈。思前想后，明日复明日。

岁月蹉跎。

他何尝不知道岁月蹉跎。今年他廿六岁，她几岁？怕不到四十。再不是妙龄女郎。那误尽苍生的美艳，至
今能剩下几分？七八分？三五分？还是一分也不剩？住进这深巷小院，想必已洗尽铅华。那样的她，会是
什么样？

——还不如等我也到了她那样的年纪，说不定合适。

转念又想，我添年岁，她也不得不添。到底恋她什么？不过是少年时高不可攀的梦想。然而平日里来挑选
绸缎的年轻女子，哪个也比不上她。左思右想，心里只绕着一个她。

不由得年而复年。一日是相思，数十年也是相思，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是这道墙。多少年？仍然咫尺天涯。

大年初一。

他穿上新做的皮袍，松花色洒脚裤，新鞋新帽，在镜前照照，又转身换上半旧的棉袍，套了件短袄再照。
怎样也不自然。磨蹭半天，只好像当年连夜追赶商队般的决然，拎上年糕老酒，去给她拜年。

手瘫脚软，几乎敲不动门。

她来应门。丫头回乡过年，要初六才回转。她过惯一个人的新年，走出堂屋就听见鞭炮声，那都是别人家
的。

门外是个年轻汉子，面目清俊，不知怎的，叫她恍惚却回忆不起。他递上年礼，说是隔壁邻居，接着就念
叨几句吉利话儿。

她随和地道谢，正想请他等等，回去取一只洗剥干净的鸡或是鱼做回礼，他眉头紧了紧，叫住她。
伸手入怀，掏出一件物事。
洒金链儿坠着晶莹玛瑙，十成十的足金如意上咬嵌着一颗猫儿眼。是戴在头发上的，随步随摇，声响清脆

——这是什么？好生眼熟。
她抬头看。这男人昂扬伟岸，是他？
——不。不是他。太年轻。几乎要与那时一样年轻。

然而这片段，仿佛章回页码儿错乱了的话本。——“好看吗？”“今番我来辞行。”“权作念想……”
他迎着她的目光，不敢伸手碰她的衣袖。

倘若有两个人，整日耳鬓厮磨，一同变老，纤毫之间潜移默化，便不觉老。倘若是隔了数年未见，总有些
敢见不敢认。而这两个人，不如说是从未真真见过一面的，又有什么老或不老。是她，一定是。眉眼绝无
差错。她欲掩面而去，又终于没有。是她。梦里梦外，她已不似世间人。他早知道她是这样的。

但他是谁？她又是谁？

“叮”的一声，金步瑶脱手而落。无人去拾。

曾听说，人人都有慧根，人人都能成佛。或拈花微笑，或听石击竹，或棒，或喝，总有一天顿悟。不说成
佛，单说顿悟。顿悟之前呢？是成年累月积沙成塔的
“渐”，终于成就了这一刻的“顿”，还是只不过来路渺
茫，一人踯躅而行却不知行去何处，懵懵懂懂的等待，却不知在等什么？

于是没有结尾。

引用

周国平:郭世英----影响我一生的人

周国平:郭世英----影响我一生的人

周国平的书,我不喜欢,文字,我也不喜欢,不过这个成长的经历和故事,让我喜欢,转一段如下

原<性情与岁月>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这是一趟为运送学生临时增加的列车，经常在途中停下，给别的列车让路，有时一停就一二个小时，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两天三夜。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声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时间侧着脸盯着车窗外。 　　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

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我读得极快，囫囵吞枣，一天就能够读完一厚本。苏联的作品也读，例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回忆录，尤其是回忆托尔斯泰的那一篇，称得上绝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如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了托尔斯泰的凡胎和灵魂的轮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记，还没有谁使我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个血肉之躯的伟人。我还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把艺术体验和欣赏还原成了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当然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德莱塞，但数量相对较少。有一阵，世英在读易卜生，我也跟着读了，对于易卜生所揭示的优秀个人面对社会庸众的孤独和勇气深感同情，也很欣赏他的戏剧语言的凝练之美和尖锐的力度。

　　除了小说，我还经常读诗。读什么诗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风格的诗人。放在我床头的有雪莱和海涅，也有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世英时常翻开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钞》朗读几句，在一次朗读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从这位西班牙民谣诗人那里第一次领略了纯诗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的乳房耸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这些句子既纯净又朦胧，美到了极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他的革命性，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通过自己阅读，也通过世英的谈论，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已经很不容易，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如果没有世英，我也接触不到。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在这个宝库里诚然只走了很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走了进去，看见过了珍宝，我就获得了基本的鉴赏力，懂得区分宝物和垃圾了。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国文学，这正是我的幸运。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环境和课程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从长远看，文学给予我的营养必能滋养我的精神成长，日后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实包括哲学果实中体现出来。我始终相信，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土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我上大学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我们在北大只上了两年课，而这本书是两个学年的主课，第一年上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年上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来自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标题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添加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内容，如此编

写而成。哲学的观念由两条原则确定。第一条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据此把古今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条是列宁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由此进一步宣布，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代表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是哲学发展的顶点和终点。于是，哲学仅仅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这种思考不但不受到鼓励，反而成了禁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内涵被缩减成了一种阶级立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哲学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哲学性的。现在我竭力回忆，能够跟哲学挨上边的实在少得可怜。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他的依据是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客观存在是两个相等的概念，那么，对于“我”的意识来说，别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属于物质的范围了。我没有发言，觉得他的论点虽有很浓的唯我论色彩，毕竟是一个哲学论点，而那些强调物质和意识不可混淆并以此理由振振有辞反驳他的人却离哲学无比遥远。如果在现在，世英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他的论点：“我”的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所予的存在，其余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是“我”的意识的意向相关项，都是作为“我”的意识所建构的对象而存在的。这正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著名论点。

　　我也曾试图用哲学的方式探讨一些问题，但显得表面且烦琐。譬如说，在学习《矛盾论》时，我曾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是否又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绞尽脑汁，因为如此推演下去，岂不没有止境了吗？围绕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什么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问题本身没有价值。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学习《实践论》时产生的，我发现在实践概念下隐藏着太复杂的问题，大者有二。其一，实践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但要阐明人与环境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却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一个人之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遗传加环境的结果，二者都是被决定的，他自己究竟有什么自由？所谓主观能动性不需要任何原因就能发动起来吗，或者说，人有凌驾于一切因果关系的自由意志吗？其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但要阐明实践是怎样检验认识的却也是一件难事。困难在于，对于实践同样有一个认识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对于同一项实践及其结果作出相反的解释。后来我知道，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哲学中的真正难题。

　　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么还成其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儿打？只有阶级内容，没有两性之间的吸引和爱慕，爱情还是爱情吗？如此等等。今天来看，这位教员的论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似乎不值得一驳，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论调。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谈恋爱时，也往往要从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的一致来证明其相爱的正当性。人们批评我主张抽象的人性论，可是，在我看来，情况正相反，我所辩护的恰恰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性，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则是作了极其片面的抽象。

　　其实，促使我思考人性问题的直接原因仍是世英。一方面，通过接触，我深知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在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华。另一方面，就阶级性而言，他似乎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对立面。与此相对照，一些标榜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同学，在人性上却十分贫乏乃至丑陋。这就使我相信，单用阶级性评价人必定导致歪曲。我在历史上也找到了例证，譬如说，托尔斯泰在阶级性上是地主，但在人性上正直而伟大，列宁在政治上激烈批评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立场，在个人方面又十分喜欢这个可爱的人。总之，现实中的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决不能归结为阶级性这唯一的属性。

　　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上大学时没有认真自学西方哲学的原著。事实上，要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可靠的办法是系统阅读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直到十几年后，在考研究生前和读研究生时，我才有机会在这方面进行补课。当时北大虽然开了西方哲学史课程，但是一则教科书贯彻阶级观点，内容简单片面，二则课程没有学完，因参加四清而中止了。不过，我还是读了几本原著，有休谟、马赫、罗素等，并且边读边记录我的理解和思考。记得有一回，我把读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的笔记忘在阅览室里了，那个本子是我用讲义纸装订的，纸质很粗糙，笔记就写在空白的一面。我心中很着急，因为那时读唯心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何况我还写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于是急忙返回阅览室。我们系一位高年级同学原先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他仍在那里，拿出我的笔记本给我，微笑着说：“你研究得很深啊。”一年级时我读得最多的却是一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辑》，北大哲学系编的，差不多被我翻烂了。读着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这些残篇断简，我看到的不是教科书所宣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殊死斗争，而是一种统一的哲学智慧。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意味深长，透露了哲学的真谛，从此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

　　教授用枯燥的语言

　　讲述着枯燥的课程，

　　每一种空洞的教条

　　要重复讲十几分钟。

　　“所谓直接推理

　　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特点有这样一些。

　　“特点有这样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就是直接推理。

　　“我们的形式逻辑

　　对于直接推理

　　所要研究的就是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

　　其主要作用就是

　　使我们能够懂得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

　　请不要把理智嘲弄，

　　最有逻辑的头脑

　　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上课时，你可以看见许多手在不停地写，生怕漏掉老师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考试当然是必须应付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多数课程有讲义或教科书，如果没有，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临考前通读一遍，列出提纲，这大约只需要两三星期的时间。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一般都能记住要点，顺利应试，得到好的成绩。考完当然也忘了，和别的同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赢得了大量自由时间。

　　哲学系低年级开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一学期是高等物理。考试前，我也是把讲义通读了一遍，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别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很憔悴，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了我的问题清单，他忽然感慨万分，用一种低沉悲凉的声调向我讲述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说，上大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很聪明，目空一切，不听老师讲课，现在他不行了，已经一事无成。他还说，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希望我的未来比他好。听着他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内疚。他显然知道我不好好听他的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间灯光暗淡的斗室。考试时，我解答得很顺手。世英坐在我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领神会，把试卷挪近他。不过，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几分，而我得了七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绩还不是最低的。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对我说，我不应该学文科，而应该学理科。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不过，在世英影响下，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虽然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

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不过，我的这个决心曾经发生了一次动摇。那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有一天，我们走在校园里，他突然问我：“雷锋是谁？我只知道两点：他是解放军；被电线杆砸死了。”我也不太清楚，把耳闻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晚上，在阅览室里，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学生，一会儿翻开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看，一会儿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你看他的模样，像读拜伦的人吗？”世英对我耳语。他站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那人身后转了一圈。走出阅览室，他对我说：“我看他在写诗，想问他要来看看。可是，往那纸上一看，吓了一跳——又是雷锋！我们每人也写一篇关于雷锋的文章，怎么样？”我答应了。

　　第二天，他拿给我一叠纸。这是一组短文，我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雷锋是谁？他爱过吗？她是谁？一根木头倒下来，他死了。”此外就是嘲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对学雷锋的反应。我觉得这有点儿过分。他嘲讽一切，反抗一切，但自己没有任何肯定的东西，没有一种要坚持的信仰，这样还是追求真理吗，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吗？我回敬了一组短文，模仿他的嘲讽口吻，内容是批评他的。

　　正在这时候，年级要举行学雷锋讨论会，团支部动员我作重点发言，我同意了。现在我分析，我之所以同意，一是对世英的倾向发生了怀疑，二也有庸俗的实际考虑，想改变自己因为与世英在一起而形成的在班上的孤立状态。夜晚，在教室的日光灯下，课桌围成一圈。以前无论上课还是开会，我和世英总是坐在一起，这天他坐得离我远远的，而几个积极分子故意坐在我周围，为我助威。轮到我发言了，我鼓起勇气，宣读准备好的稿子。我谈到个性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表示要向雷锋学习，以个人服从社会。我还把教授们和雷锋比较，宣称雷锋的贡献更大。发言时，我看见世英埋头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我的发言是以对雷锋的慷慨赞辞结束的，大意是：雷锋是雷，轰鸣的惊雷是由无数平凡的小水滴组成带电的云而引起的；雷锋是锋，锐利的锋刃是由无数平凡的金属小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的；雷锋就是以无数平凡的小事体现了他的伟大品质。现在我当然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它们空洞之极，是用堆砌的辞藻表达一个当时宣传的正宗观点。然而，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发言前，其中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赞美雷锋的诗给我看，我在纸上批道：“这是诗吗？简直是乱喊，既无内容，又无形式。”这时他恳切地对我说：“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

　　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透过夜色，我看见世英孤零零的影子在前面走着，只有他一人，别人都离他很远，包括我。我突然感到深深的内疚，意识到自己事实上背叛了他。回到寝室，他朝我宽容地笑了一笑。

　　第二天上课时，我们又坐到了一起。课间，他给我念他昨天在讨论会上写的日记：“好家伙，把教授全给否了……祝贺你，以前是朋友，以后呢，分手了，我不阻碍你……”听着听着，我流泪了。上课铃声响了，他在一张纸片疾写，然后递给我。那是一首诗，其中写道：“我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恶魔？刚刚吸干了自己的血浆，却又把毒刺伸向了那颗幼弱的心窝。”我含泪回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是又一个高略德金（《二重人格》中主角），心儿在彷徨，彷徨也难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个人与社会是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这使得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是二重人格；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让个性得到自由的表达。个性自由一直是世英关注的中心问题，他在北大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冲动和不安》，也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中说：每个人都有其内在目的，表现为冲动；遭到外部压制，被掩盖起来，表现为外在目的，造成虚伪，引起不安。我读信时，他一直注视着我，脸上肌肉神经质地抽动着。下课后，他对我说：“其实我没有责备你，我也并不讨厌学雷锋，别人学雷锋我支持，问题是你——你学得了吗？你真愿意成为雷锋吗？”

　　他问得有理。事实上，我内心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感觉到所身处的巨大社会现实，知道自己不适应它就没有出路。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支配下，我作了那样一个慷慨的发言。另一方面，我内心的确认为，仅仅做一个普通螺丝钉，人生未免太苍白了，我是不会真正甘心的。我仍然把独立思考和个性自由看得更珍贵，宁愿过一种虽然痛苦然而充实的生活。在此之后，我和世英更加亲近了。我这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度被团支部领上正路，人家还来不及庆祝，很快又回到迷途上去了。

　　大学一年级时，上海中学的一些老同学为了保持联系，委托我办一个刊物，由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然后交清华的同学油印和寄发。这种油印刊物只办了一期，后来嫌麻烦，就改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世英知道了这件事，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具体的做法。“我们也来办一个刊物，好吗？”他问我。我欣然同意，却未见下文。不久后我发现，这个刊物已经诞生，它就是x。



　　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天，世英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题为《献给x》。开头几句是：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他还把孙经武的一篇短文拿给我看，内容是针对他的，说自己可不想和什么x打交道，宁肯和a、b、c、d……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显得挺生气，表示要狠狠回击。文章马上出来了，是一篇寓言，写一头大象在森林里一往无前地行进，遇到任何障碍物，它都轻松地用长鼻卷起来甩开。应他的要求，我也写了一篇，论点是：无论x，还是a、b、c、d，离开s就没有意义。s是物理学中代表方向的符号，世英看后用一句话打发了我：“s是虚构的，人生哪有什么目的？”

　　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

　　自此以后，张、孙经常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张鹤慈出现得多些，他的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随父母住在北大的一个教师宿舍区。我常常看见他到寝室来找世英，然后两人一同离去。他留着长发，脸蛋小而精巧，脸色苍白，脸部的肌肉总在痉挛着，眼中射出异样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经质人物。孙经武则是微胖的中等个儿，一双聪明的大眼睛里含着不易觉察的讥讽，一副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神态，更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当时这二人都失学无业。从一零一中学出来后，孙参了军，因企图偷越国境被部队退了回来。张一度在北京师院数学系上学，以七门功课不及格的考试成绩被开除。据说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夸耀的口吻提起这件事，仿佛这也是他的光荣。

　　自此以后，我也经常读到他们三人的作品了。他们三人的写作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精雕细刻，写得精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我保存着他稍晚些年写的四首诗，可惜的是x时期的诗作已经难寻踪迹，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诗：“月亮患了癌症”，“太阳是个大傻瓜”。他也写短篇小说，文字同样唯美而精炼。我记得一篇的情节，写一个美丽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炉火前一边烧毁信件和日记，一边回忆往事：她曾经与一个有才华的同学热恋，那个同学成了右派，她后来违心地和一个当公安干部的同学姘居，从此幸福毁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孙经武擅长写评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歌剧《蝴蝶夫人》之后，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对剧中细节的描述之详尽和准确使世英惊叹不已。世英告诉我，他经常钻研《毛选》和党史，然后写评论文章。我只看过一篇，题为《论纸老虎》，辞藻很华丽，讽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其中说，既然是纸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会破的，何必那样如临大敌。又说，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

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他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经常头痛、失眠。他告诉我，他的神经衰弱是装出来的，人有点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用火柴烧手指。还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说想试一试用多大的力量能够挣脱。当时大学生里基本上没有人吸烟，而他却烟斗不离手。其实他没有什么烟瘾，不过是显示一种叛逆的姿态，他知道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反感，愈是这样，他就愈是当众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锅炉房外清扫煤渣，便对我说：“以后我就是干这个的，而胡某某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上级。他妈的，我什么也不要，我是天之骄子！”胡某某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安徽农家子弟，心胸比较狭隘，最看不惯世英，在大吵过一次后，彼此不再说话。

　　在平静的时候，世英试图分析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还会颓废，战后颓废还好理解。是因为不自由吗？我有什么不自由的？爱不上课就不上课，老师也拿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才能不够，我的才能离我想达到的差太远了。但我不羡慕别人，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又说：“我的思想够灰的了，但还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想寻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敌敌畏，他对我小声说：“告诉你，有一天我要出国。”我嘲笑他说：“你这个样子，出国能干什么？”他仿佛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气回答：“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当个资本家回来给你看看！”我说：“得了，没成为乞丐就不错。”他瞥我一眼，说：“走着瞧吧。”可是，一会儿，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出国，张鹤慈、孙经武他们出去还有事可干，我能干什么呢？”那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张鹤慈手里拿着一套《莫里哀戏剧集》，几天后我在海淀旧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扉页上有张的签名。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孙经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噜一声：“死鱼的眼睛！”这句话令他大为欣赏。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岁月，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

　　对于我来说，1963年5月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许多场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五一节前一天，下课后，回到寝室，郭世英对我说：“五一我不回家，看他们怎么样！”他眯缝着眼凝视窗外，眼中闪烁着一丝冷笑。“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家。”他补充说。一会儿，他抓起书包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深深的不安之中。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家

庭餐桌上的冷战场面。譬如说，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这明显是对家里特权生活的讽刺，结果会出现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母亲开始重复他早已听腻的训话，姐姐附和，哥哥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在这种场合，父亲总是沉默无语。妹妹和小弟还小，与他同病相怜的只有大弟民英。我由此知道他和家里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没想到紧张到了这个地步。

　　5月3日和4日，他没有来上学。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和郭世英关系密切，和我却不曾有单独的来往。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

　　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世英虽然说过有一天他要出国，但我只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放在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他最近的一些反常行为有了答案。例如用钱紧张，他和张鹤慈老去旧书店卖书，他还把食堂的菜票退了，吃白饭或者和我合吃一个菜。又例如格外热心地锻炼身体，天天早起练双杠和举哑铃。那么，这是在为出国做经费和体力的准备了。

　　“现在他在哪里？”我问。

　　“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我不知道张鹤慈的家在哪里，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北大南校门对面有一个蔚秀园，听说住了许多教授，我就去那里寻找。我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瞎转了整整半天，遇人就问，见门就敲，一遍遍狂喊着郭世英的名字，当然没有结果，筋疲力尽而返。

　　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见到世英，亲眼看到他是平安的。不见到他，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然后把一张小纸条塞在我手里，匆匆离去了。我展开纸条，上面是那熟悉的笔迹：“因为你聪明，我才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语气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想不明白他说的改变关系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他对我说。

　　中关园由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组成，每户门前有草坪。我们到时，孙经武和叶蓉青坐在张宅门口的台阶上，谈论着花的名称，黄刺梅、紫藤等等。曹秋池跟孙搭讪，说起郭世英：“他是装英雄。”孙懒洋洋地纠正：“他是装英雄玩儿。”等了一会儿，世英回来了，后面跟着张鹤慈。世英像精神失常似地瞪着眼睛，慢慢朝我们走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吓坏了，心砰砰乱跳。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是在瞪孙经武。他对曹秋池极为冷淡，完全不理睬。见到我，他的神情立即放松了，和善地一笑，说：“真倒霉，谁叫你认识我的。”在草坪上坐下，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儿见不着面了。后来我知道，在这些天里，他曾企图卧轨自杀，被张鹤慈察觉和跟踪，从铁路边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去张宅看世英。有一回，我们俩坐在草坪上，张、孙二人在屋里烧毁文稿，他们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张鹤慈从屋里出来，举着那一叠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郭世英：“你这个烧不烧？”郭答：“不烧，我还要写下去呢。”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表情。我还听见孙经武说，他也想留下那些读毛选的笔记。我走时，张对我说，以后不要上这儿来，弄脏了洗不干净。

　　那几天里，学校、家庭、朋友都在努力，目的是让郭世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终于回自己家住了。5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学校，重返学生生活。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平静，只是完全不愿意谈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反正哲学系是不能读了，因为他读哲学必然会背叛家庭。我看出来，他极厌恶曹秋池。有一次，他问我：“你要不要我搞曹秋池一下？”我说：“算了吧，就让他混，反正也混不久。”他说：“你倒还挺善良。”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陈老师还说，5月初，郭世英给家里留下绝命书，说他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于立群来找陈，哭了。张鹤慈到北大替郭拿衣服，被扣住，才知道郭在张家，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给公安部写了信，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其后风声甚紧，郭世英和他便筹划从云南方向偷越国境，但事实上并未实施。

　　世英回校后不几天，5月18日，我们俩正在寝室里下象棋，有几个同学在旁观战，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叫了出去。那两个人是学校保卫组的。他这一走出寝室，就没有再回来。

　　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在阅览室里写完日记，从那里出来，被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副书记赵鸿志截住了。他告诉我，保卫组找我有事。我跟他走进保卫组办公室，有两个人在等我，一个戴近视镜的瘦长中年人，一个矮壮的小伙子。小伙子拿出一张传讯证，在我眼前一晃，让我签名。然后，他们把我带进停在保卫组门口的一辆小汽车里。那个年头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坐小汽车是高官的特权，而我平生头一回坐小汽车，却是以一个近乎囚徒的身份，心中十分委屈。



　　汽车驶进一个院子，我注意到门口挂着海淀区公安局的牌子。下了车，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在一张办公桌后坐下，我看见桌前有一把椅子，便朝那儿走去。

　　“你坐那里！”小伙子指着墙角一只窄条凳喝道。

　　我真是被当做犯人对待了，心中的委屈又加深了一点。讯问开始，中年人问，小伙子记，内容围绕着郭世英和x。完毕后，小伙子把记录递给我，让我过目。我因为委屈，就故意挑错别字。小伙子一开始顺从地订正，但很快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你别管这些，只看内容是否属实。”我看完后，他让我在记录末尾按上手印。

　　接着，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搜去了书包和衣兜里的所有东西。中年人发现了日记本，眼睛一亮，说要拿去看一看。办完这些手续，我又被带往一排安着一扇扇铁门的房子，每一扇铁门上都有一个小窗。那是拘留所。在其中一个小窗口，我看见方小早的悲哀的脸，我们默默互望，点一点头。我被送进他隔壁的那一扇铁门里。

　　屋子很小，靠墙铺着棉毯，一共坐着六个犯人。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坐，并好奇地向我发问。“大学生！”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惊叫起来，指着一个青年人向我介绍：“他也是大学生，你一定和他是一样的事，他进来三天了。”那个大学生朝我点点头。一会儿，一个警察送来一叠纸和一支钢笔，让我写材料。我以膝盖为垫，开始写了起来。犯人们注视着我写，啧啧赞叹：“到底是大学生，写得真快！”有一个矮个子犯人一直在哭泣，逐渐升级为号哭，使劲捶门喊着要回家，别的犯人凄声劝他。

　　送饭来了，每人两个窝窝头，一碗看不见菜叶的青菜汤。我毫无食欲。犯人们七嘴八舌地劝慰我：“吃吧，我们刚进来也这样，慢慢就好了。”“不是一天两天，不吃饭咋成？”“下午三点前不叫你出去，你就别想出去了，至少得蹲几天。”我拿起了一个窝窝头，至于另一个窝窝头和那碗菜汤，我表示无论如何不要了。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惊的场面，那些犯人一边继续说着劝慰的话，一边向窝窝头和菜汤靠近，突然一齐伸出手，抢夺起来。

　　午饭后不久，我写完了材料，共写了十几页纸。今天的传讯使我明白，被保卫人员叫走后杳无音信的世英，现在一定是在牢房里。我最担心的是组织上只看到他表面上的反动，看不到他本质上的善良，而他的脆弱的神经会受不了，可能作出极端的反应。因此，在材料的开头部分，我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郭世英的善良，反复申说他是一个好人，情绪激动地请求组织上千万不要伤害他。在正文部分，我基本上如实交代了我所知道的x的情况，主要是我看过的那些作品的内容。我没有想要隐瞒，而隐瞒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被搜去的日记本里记载着这些事。

　　交卷以后，在犯人们羡慕的眼光中，我走出了拘留所，先到被搜身的那个房间领回物品，再到起先受讯的房间里。气氛明显好转了。中年人把日记本还给我，让我在椅子上而不是那只窄条凳上坐下，和气地教训了几句，无非是用功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之类，就让我回学校去。

　　回到寝室后，我发现世英的皮箱打开着，说明已被搜查过。我刚坐定，陈老师笑容满面地来找我了。他拉我去他的屋里，兴致勃勃地打听我进局后的经历，又问我是否看了传讯证上的落款单位。看见我摇头，他叫起来：“哎呀，你应该看一看。你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件事吗？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知道，这个案子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具体经办单位是公安部。最后的判决是，张、孙各劳动教养二年，对郭最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不过，实际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发生文革，张、孙被关了整整十五年，而郭世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我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跟在一个灰色的人影背后走人生的路，这个人影就是郭世英。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我对世英的感情称得上是一种痴情。我绝非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对一个同性朋

友的痴情只发生过一次，并且只有在那个年龄才可能发生。凭借这一经验，我觉得我能理解古希腊那些少年学子对他们的哲学家老师的爱。从进北大开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不管走的这条路算正路还是歧路。现在没有了他，我的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我得不到他的一点儿消息，每日每夜遏止不住地想他。许多天里，我除了写思念他的诗之外，做不了别的事。

　　我开始自己上海淀的小饭店喝酒。有一回，我喝多了，跌跌撞撞回到寝室。赵鸿志看见我难受的样子，搀我到校园里散步，从宿舍区一直走到未名湖边。刚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不知身在何处。耳边响起赵鸿志的声音，问我好受一些没有，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石凳上睡着了。他告诉我，我睡了一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这位比我年长十岁的同学一直耐心地守在我身边，我心中十分感动。在回寝室的路上，他好心地、辞不达意地规劝我：“你很爱动脑子，但你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如果你和大家想一样的问题，你的进步就更大了……”

　　平心而论，班上多数同学对我是友好的，这和我年龄小有关，大家把我当做一个幼稚的小弟弟予以宽容。那个小个子东北人经常伸开两臂试图把我抱起来，说要掂一掂我的重量，我不客气地规避了他的亲热举动。那个年长的浙江人把正睡午觉的我推醒，关切地叮嘱我小心着凉，我嘲笑他为何不直接替我盖上被子。有时候我恃才负气，出语伤人，对象常是那个我觉得迂腐的北京人，他也从不和我计较。然而，我在感激的同时仍然感到孤独，原因也许正是赵鸿志所说的我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有一回，陈老师兴冲冲地约我去冯定家里，给这位写了一本流传甚广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著名红色教授祝寿，我躲掉了，而另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事实上，那时候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的确是政府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有少数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他们应该算是最接近于这个要求的人了。

　　早就听世英说，一班有几个不错的人，他最欣赏的是方小早。一年级期末，我和小早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们都受x案的牵连，有点同病相怜。原先他与曹秋池的关系之密切，不亚于我与世英。现在，我没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他发现曹经常对他撒谎。即使在疏远之后，谎言仍在继续。有一次课后，我们走出教室，他看着曹的背影戏谑地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像他，还接触过异性的芳唇。”吃饭时，他举着汤匙学曹的口吻：“她的苗条的身材就像这把匙子。”当时曹在追求东语系一个女生，曾向他吹嘘如何与她跳舞，互写情书，互赠《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此等等。不久后真相大白，事实是那个女生没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后曹威胁要杀她，她向校方求救，曹受到了校方的警告。

　　那些天小早最担心的事是，他听说系总支正在查他的旷课情况。他告诉我，一个学年旷课二十五节要开除，而他至少超过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他后来因为肺病休学一年，比我低了一级，但我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班上一个同学曾对我说：“在我们年级，你和小早最聪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小早比我聪明，也比我用功。不过，他的用功完全没有功利的动机，所以显得不像是在用功。无论中外书籍，他读得都比我多，并且读后多有轻松机智的议论。他身上有一种陶渊明的气质，读书只是享受，散淡至极，对于虚名浮利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抵触。这种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终于成了这个喧闹时代的一名隐士。我惋惜他的才华，有时不免劝他进取，而他始终安之若素。我的超脱是自我训导的产物，他的超脱是骨子里的，在他面前，我会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岁，当时我们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学年结束前，校方让一年级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放进各人的档案里。我们俩为一个相似的问题发愁，我发愁的是要不要写郭世英，他发愁的是要不要写曹秋池。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写，都觉得如果不写对自己发生了这么大影响的人，自传就不真实了。我的自传写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点有二，一是郭世英对我的影响，二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义。这原是符合事实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这二者更值得写的内容了。后来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档案的性质和功能，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个所谓小凳子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只小凳子，班长的小凳子丢了，他就占用了别人的一只，并写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几个同学抓住这件事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我从来不关心班里的是非，竟也被列为争取的对象。为首的一个江苏人亲自找我谈话，很有技巧地展开攻心。他开头就指出：“人家说你思想复杂，我看你是幼稚的复杂，虽然书读得多，政治上却很幼稚。”这句话说得到位，我欣然赞同。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在整郭世英？”他给我的谜底是陈老师和这些班、团干部。这就离谱了，他大约不知道，我是了解一点儿内情的。谈话最后落脚在小凳子事件，动员我站出来作斗争。可笑的是，他们还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没有放过小早这样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舆论之后，他们便逼迫陈老师召集班会，敦促系总支派人参加，对班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长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检讨。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了这一出争夺班级权力的丑剧，只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惊诧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哪怕世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追求真理，与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后来我发现，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这类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七年加起来还多。我脑中的印象是鲜明而纷乱的，暂时还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对于未来，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当我启程回上海度暑假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个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我没有恋爱，但每天都被恋爱的心情笼罩着；没有爱上某一个姑娘，但爱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影。十八岁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样，而且醉得恰

到好处，飘飘欲仙。我独自在燕园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我当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强烈地感觉到异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们的气息融入空气，把空气变成了酒。可是，与此同时，散布在空气里的那些不经意的眼波、倩笑、莺语，给我留下的又是浓郁的惆怅，我只好用诗歌抚平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是学校正式宣布的一条纪律。在校园里，决看不到学生成双成对的景象。倘若有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一旦被发现，必然的下场是开除学籍，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当众受到羞辱。由此类推，写爱情诗当然也会被视为情调不健康。在文革中，当我毁掉全部日记和文稿时，对诗歌下不了手，于是仔细甄别，只毁掉所谓不健康的，全部爱情诗都在其列。我曾经为这些诗自负，现在已无物证，看看留下的那些诗，总体水平一定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对写诗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里，我找到了若干论诗的片断。例如，描述诗兴袭来的感觉：“和别人一样，我读书、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参加会议……突然，有另一颗心脏跳跃在我的胸腔里。”谈论诗艺：“一个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写爱情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周围的人眼里，我仍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有人捡到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学们就一致断定是我写的，而其实不是。我养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学对我说，由它可以想见主人的性情，大约是说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样纤柔。有一天，在校园里，别的专业一个素无往来的男生朝我走来，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从表象就看出，我游离于众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个女教师，她给我的评语是敏感、脆弱、清高六个字。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与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还径直称呼我为“周君（小资产阶级）”。

　　小资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使人想到白领、丰厚的收入、温馨的居室装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因为完全没有这些事物。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语汇完全不触及个人的真实内心活动。我偏偏不使用这种语汇，宁愿使用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在话语上把自己与人们区别开来。我不喊革命口号，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说真心话，谈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和认识。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愿意自己在这样做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统一指令转动的机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专门教育到延安的文艺人士的，我发现其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在我身上都具备，感到格外对症和亲切。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又读，一度称之为我的“圣经”。我真心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情绪，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对它们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里同时潜伏着一种优越感：比起没有这些情绪的芸芸众生，我毕竟拥有一个丰富得多的内心世界。同为思想改造，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改造虽然更艰难，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么有品位的改造，其结果仍是自我扭曲。现在翻阅劫后剩余的所谓健康的诗时，我不禁脸红，其中充斥着空洞的豪言壮语。在二年级学年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诗歌偶像。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变化，越来越革命化的环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义上，海涅也是一个革命诗人，具有非凡的讽刺本领和深刻的内在批判力量，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觉得他的柔情已成为我与时代之间的障碍。我一直也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歌界的革命领袖此时凸现出来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写了大量梯形诗。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暑假，我两次报名到部队参加军训，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两段时间里写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诗宣布：“我是你们的将军，我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写部队生活，站岗、打靶、急行军、野营等等。我歌颂“正在逼近的战争”，当时正打越战，国内也在宣传备战，有一种似乎即将要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气氛。我想象自己将战死疆场，并且告诉未来和平年代的人们：“在你们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有一朵很不显眼的小花，那是一个无名小诗人的鲜血，他曾经一手写诗，一手扣扳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战争怀着期盼的激情，仿佛战争能解决我的一切问题。对，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这表明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看不到自己在消灭个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出路，消灭了不甘心，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注:我只转到这里,关于郭世英只死,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值得看的,不过关于思想的转变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已经只有缅怀的意义